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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229229a.com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的魅力

时间:2019-11-09

  长征胜利虽然已经过去80周年,但长征胜利留下的长征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深深感动了世界。

  中国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长驱几万里,冲破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渡江河、翻雪山、过草地,走遍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最终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极为险恶的战争环境和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红军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完成史诗般的伟大壮举,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锻造了一支无比忠诚、信仰坚定的革命队伍,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英勇的红军将士在物质极端匮乏,环境极其恶劣的困境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更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那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忘我牺牲精神;敢于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集体主义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道路的求实创新精神。

  令我们倍感自豪的是,在那二万五千里的伟大征途中,有一段光辉足迹,永远留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大地上。班玛是果洛藏族自治州红色摇篮,1936年红军进入班玛,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意志。

  长征是中国人创造的神话。只有理解长征,才能理解中国;只有理解长征精神,才能理解我党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

  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史册上,长征点亮的精神薪火代代相传、永不熄灭。尽管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仍在继续。(城辑)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被称为“果洛小江南”,林地面积2823万亩,山川险峻雄美,林木纷杂葱郁。班玛是果洛红色摇篮,1936年红军进入班玛,3万多人,历时20多天,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意志。

  班玛县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由率领的三十八军八十九师、红军骑兵师、红军总部五局组成的先头部队,由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红军总部组成的北进部队,以及由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部等共计3万余中国工农红军,进入班玛进行筹粮休整,联合动员当地藏族群众与马步芳军阀奋勇激战,粉碎了、马家军堵截红军的意图,红军顺利北上进入四川阿坝。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他们经湘中、湘南,西入贵州,并准备在黔西建立根据地,后因敌人重兵围堵,便西进滇黔边界的乌蒙山地区,与敌人周旋。摆脱敌人围堵后,他们进入滇北,一路西进,在丽江的石鼓、巨甸等处渡金沙江北上。1936年7月,他们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正式建立红二方面军,全军共1.3万余人。

  随即,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经青海东部、四川北部进入甘南,10月22日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一路上,他们途经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9个省,行程二万余里。

  1935年3月初,红四方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共约10万人,离开川陕苏区,开始长征。6月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由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川康边,后与敌人优势兵力鏖战于川西地区,遭到严重损失,被迫西撤,转至甘孜、炉霍地区,南下战略失败。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他们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虽然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在川陕苏区,距离长征落脚点陕甘苏区较近,但由于错误的南下行动,导致红四方面军走了许多冤枉路,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行程达一万余里。

  以往的研究者关于有多少红军来到了班玛的问题有多种说法。最原始且最有说服力的依据的数字认为进入班玛的红军人数超过3万人。资料显示:北上进入班玛的红二方面军有1.7万人,其余部队主要是红军总部及四方面军的人数,不少于1.5万人。

  之所以得出进入班玛的红军人数在3万人以上的结论,是因为四军每个师的人数定在1500人是保守的,实际上,四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之一,每师人数绝对超过1500人。红三十军的人数是以过完草地之后的人数为依据的,而过草地时红军损失非常大,三十军的人数绝对超过7000人。

  先后进入班玛的红军部队是分四批行军的,一支部队离开班玛时,另一支部队还在班玛。左纵队经过班玛地区的时间是:1936年7月3日率领的先遣军进入唐摇沟(今青海班玛)起,到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部以及二军7月26日和27日先后到达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六军和三十二军会师,因此,左纵队大部队在班玛地区的活动时间大致有24天至25天。

  对红军长征为什么要走青海或者说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的目的的研究,学术界有三种观点存在:一是较早产生的研究成果中认为,红军是为了掩护主力北上而进入青海的观点;二是红军进入青海班玛主要是为了筹粮的观点;三是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是筹粮,二是防御。

  其实进入班玛的红军不是策应部队,也不是一支属部,而是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另外,将北上红军进入班玛说成是单纯的筹粮有点偏颇。实际上红军左纵队取道青海班玛仅仅是为了北上。红军总部给左纵队先头部队的任务就是探路。先头部队在行进中发现,总部最初的北上之路不好走时才改道进入了青海班玛。

  率领的左纵队先头部队首先从四川西倾寺出发,途经四川鱼托寺到青海唐摇沟、绒玉、王柔、丁果、亚尔堂、作木沟,再到四川阿坝。

  而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领的红军总部及其部队同样从四川西倾寺出发,经过鱼托寺、绒玉、王柔、丁果、亚尔堂、作木沟,最后到阿坝。

  六军及三十二军的行军路线则是:由唐摇沟出发,经西倾寺、鱼托寺、绒玉、王柔、丁果、亚尔堂、作木沟,最后达到阿坝地区,成功会师。

  红军长征先后经过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藏族聚居区。藏族群众或参加红军,或筹运粮资,或担任翻译向导,以不同方式支援长征,留下了诸多汉藏等各族团结的佳话,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喜饶尼玛长期从事西藏近代史研究,他指出,藏族支援长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筹运粮食和物资,救护伤病员,接待过往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时面临自然条件恶劣、粮食物资缺乏等困难,藏族群众首先是给予粮食的支援。

  藏族人民还冒着风险,不顾劳累把粮食物资运到前线和红军驻地,妥善安置、掩护并照料红军伤病员。

  二是为红军当翻译、向导,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在藏区征战途中,一批藏族同胞担任翻译、向导,协助红军克服语言障碍、民族隔阂等困难。

  三是藏族青年踊跃参军。随着对红军的接触了解,一些藏族青年踊跃参军。据不完全统计,参加红军的人数达数千人。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郎维伟指出,红军在藏区停留时间长,驻扎地区广,活动内容多,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处理复杂而紧迫的民族问题,顺利通过藏族聚居区,首先得益于严明的纪律。

  红军进入藏区前,广泛宣传“红军不拿回番人民一针一线”,还将注意事项编成歌谣。

  长征途中,既有露宿野外、无衣御寒、无粮充饥、吃尽人间苦头的优秀男儿,更有顶风冒雨,忍饥挨饿,艰难跋涉,同样表现了充满乐观、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杰出妇女代表,康克清、李伯钊、陈琮英、陈罗英、冼任、冼福、周雪林、徐远德、石芝、马忆湘、胡自强、张士美、曾纪林等,她们和七尺男儿一样,继甘孜陆续北上后,从今班玛县知钦乡的唐摇沟进入青海境内,再从班玛县的佐毛沟离境,一路走来,她们的模范行动同样光辉照人,不愧为中国革命中的巾帼英雄。

  作为总司令夫人的康克清随总司令参加并完成了长征。1934年10月,担任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随着红军队伍踏上了漫漫征途。与其他女同志不同的是,康克清并没有被编在休养连,而是呆在朱德身边,负责朱德的保卫任务,甚至还一起指挥作战。康克清是女红军中最强壮的一个,她一般都背着三四条枪行军,而且每天走完一半的路程,她就主动落在队伍后面,担当收容掉队战士的任务,帮他们背枪、背背包。

  由于随朱德总司令同张国焘斗争,使张国焘对康克清恨之入骨。重新踏上北上的路线,就意味着要第三次爬雪山,再一次过草地,在缺少粮食、被服、弹药和药品的情况下,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可不巧的是,康克清恰在这时生病了,她得了伤寒,高烧40℃不退。

  张国焘一伙居然不准康克清回到朱德那里去,把她严格管制了起来,甚至打起了将她留置在当地让她自生自灭的歪主意。幸亏战友肖朝英偷偷跑到朱德那里报了信,被蒙在鼓里的朱德这才带着医生和警卫员赶了过来。昏迷中的康克清听到了平日里熟悉的脚步声,便使劲地睁开眼睛一看,果然是自己的丈夫,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

  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此时此刻,她流下的是见到丈夫后欣喜的泪水,是渴望着对亲人诉说所受委屈的泪水。朱德走到床前,俯下身子,轻轻地问道:“克清,怎么样?我来了。”眼见原来身强力壮的妻子,如今却消瘦了许多,朱德的眼圈红了起来。妻子嫁给自己6年多了,不但没跟他这个总司令享过几天清福,反而多受了很多苦,身为丈夫,朱德的心情可想而知。

  李伯钊(1911~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夫人,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9年,和李伯钊在莫斯科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回国。1931年转入中国。曾任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央工作团团员、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干事。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到红四方面军参与建立随军剧社,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帮助红二方面军组织随军剧社,将许多相对完善的红四方面军剧团中的节目带到了红二方面军。对此,老红军陈靖这样回忆:“红四方面军有一个文工总团(当时称剧团),团长是李伯钊。下属二至三个分团,每个分团都可以独立下部队执行任务。

  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观看了四方面军的演出,决定把二方面军的宣传队改为剧团。但到甘孜时,我们宣传队已由原来的二十几个人减少到七、八个人了。于是,贺老总亲自从部队和机关挑选人员。六月二十日,贺老总把我们五十七人交给李伯钊团长。李伯钊把我们编为三个分队:一分队戏剧,二分队音乐,三分队舞蹈。我当时是第二分队队长。我们一面学习专业,一面进行征服草地的准备。李伯钊团长对二方面军的同志特别关心,亲自给我们讲课、指导我们练功(从如何发声唱歌到念台词、跳舞),还决定四方面军剧团的同志给我们每人织一身毛衣和一双手套。此外,还保证我们每人能带足十五斤粮食,两斤半肉干和五斤干柴等。七月一日晨,我们向草地进军了”。

  1981年以她为主创作的话剧《北上》,表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艰辛历程,1982年获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优秀剧本创作奖。

  长征时李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组织部副部长。从甘孜出发后没几天,所在部队的粮食吃完了,而风雨寒冻和饥饿同时袭来,战士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两条腿就开始瘫软、浮肿,有的战士支持不住,一倒下去就永远地告别了战友。

  一天傍晚,狂风怒吼,阴云密布,很快下起了暴雨,这可急坏了李贞,没有东西吃,会把人活活饿死、冻死的。无意中她摸到腰上还有一根皮带,就一块一块地割成碎片,煮熟后叫来战友们吃“牛肉”,任弼时、关向应听到大家吃牛肉也都过来和大家一起每人夹了一块嚼了起来。

  在行军途中,任弼时领着红四方面军一名掉队的女战士交给李贞,让她负责带出草地。在李贞的关怀下这个只有13岁名叫杨国秀的小女孩,一天比一天有精神了,她学着李贞的样子给部队烧开水,用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但由于饥饿和寒冷,杨国秀也病倒了,发起高烧,李贞把贺龙送给她的三副清热解毒的中药熬好后给颜金生吃了两付,剩下一付让给杨国秀吃了。杨国秀退烧后,李贞又让勤务员把她扶上马,绑在马背上,硬是把杨国秀从死亡的边缘救了过来,带出了草地。

  连指导员曾长久也染上了伤寒病,还发着高烧。为把战友活着带出草地,连日来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从他们少得可怜的口粮中分出一份,像父母照料孩子一样一口一口地嚼烂喂着曾长久,晚上还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没过几天,曾长久的病竟然好了起来,终于顺利地走出了草地。

  土家族出身的女战士马忆湘,参军时只有13岁,在红二方面军医院工作。红军从甘孜出发后,在行军最艰难的路上她把干粮袋丢了,在那有粮就有生命的紧急关头,她不忍心伸手向同志们要干粮,一到宿营地就悄悄走到一边挖野菜充饥。坚持了三天,“秘密”被看护长发现了,上至军团首长,下至战士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吃了珍贵的“救命粮”才没有倒下。后来大家的粮食都吃光了,能吃的野菜被前卫部队采摘后也剩不了多少。

  一天,马忆湘在驻地附近发现一种青萝卜似的东西,就采了一包回来,交给炊事班长,煮熟后大家争着要先尝,马忆湘说,这是我找来的宝贝,有没有毒应该由我来先尝,捡了一块塞到嘴里咬了几口,苦味难忍,本能的想吐出来,但她转念一想不送进肚子怎么能检验出有没有毒呢便吞了下去,不一会儿她觉得一阵恶心,肚子痛的像刀绞一样,接着就晕倒了,医生马上给她灌清水洗胃,直到第二天早晨她才苏醒过来。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被誉为“开不败的朝阳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她所著的《朝阳花》长篇小说中,真实的再现了红二方面军医务人员在长征中的战斗故事,从60年代首次出版到1987年共印刷十次,累计印数百万册,并译成日文。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广大红军指战员甚至中共中央领导人,谁也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军委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可以利用它来进行导航。香港!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纵队)一起到江西赣州的于都集结。10月10日傍晚,两个纵队分别从瑞金、会昌等地向于都境内开进。在此前后,中央红军主力一、三、www.229229a.com。五、八、九军团先后秘密向于都集结。在各部队换防集结过程中,不仅穿插交错时间准确,而且秘密隐蔽。如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团转移过程中,“部队接近汀州时,应走汀城西南,在城西乡村中宿营,并严密隐蔽,不得由汀城经过和在城内宿营,更须严格禁止自由入城”,“为避免敌人空中侦察和轰炸起见,要严密伪装,到拂晓时如未到达目的地,必须停止,隐蔽配置和休息,黄昏起再开始行军”。

  10月16日,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部队集结于都期间,各军团进行了兵员、武器弹药、粮款的补充。军民齐心协力,于都人民纷纷支前拥军。在静静的于都河畔,8.6万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内集结、休整长达10天,直到安全顺利跨过“长征第一渡”,仍然对此一无所知。红军成功地集结渡河,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数十万军已经推进苏区腹地的兴国、会昌、石城等地。红军的转移意图一旦被军知晓,瞬间就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然而,数万红军的大规模转移,要想不被军侦知,谈何容易。

  为了保密,于都人民在各级党政军组织指挥下,配合红军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白天于都河畔与往常并无二致,渡河行动则选择在晚上进行。为了确保红军安全渡河,于都百姓协助工兵,每天下午4点开始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点完成,红军通宵达旦夜渡于都河,次日凌晨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

  此外,于都百姓还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送丈夫、儿郎参加红军。据统计,有1万多于都子弟报名参军,1万多民夫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长征。

  周恩来曾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和于都人民是融为一体的,浓厚的军民鱼水情是保守秘密的铜墙铁壁。于都人民高度自觉的保密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是保守秘密的关键所在。

  于都良好的政治、群众基础和物质条件是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转移的坚强基石。于都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山水相连、民风淳朴,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整。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于都相对安全。而且于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军区所在地,是苏区的全红县、大后方,政治、物质条件都很好。于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革命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红军在于都集结,能满足保密等政治需要。 (中央党史研究室光新伟)

  1934年5月,在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战略转移。由于事关重大,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为了筹划战略转移的相关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和保障准备。

  长征之前,一般干部的去留,不是由中央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单位,由各自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当时,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党团书记是陈云。因此,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而高级干部的去留,则是由“三人团”决定。

  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留守人员名单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完全是由“三人团”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只就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则只是告诉他一个数字。其实,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都是博古、李德说了算,具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博古、李德尽量将他们认为犯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留在中央苏区。

  主力部队转移之后,红军留守部队将面临着数十万军的“围剿”。况且,留守部队大部分都是伤病员,甚至很多是重伤员,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一旦苏区陷入敌手,留守人员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安排。项英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陈毅只好服从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项英一道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曾经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也差点没能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经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所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据理力争,才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

  不仅是,甚至连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就去领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的名字。曾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才得以参加长征。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湖南道县和广西全州县的湘江两岸地区,湘江战役爆发。

  此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一仗。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红军最终突破了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1月,已连续突破军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湘南地区。此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遂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以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组成“追剿”军紧紧追击,以桂军、粤军共9个师在湘江两岸进行封堵,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

  军虽然调集了25个师的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这些部队派系林立、各有其主,各打各的算盘。在这种情况下,曾向中共中央建议,乘各路军调动之际,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军一部或一路,变被动为主动。但博古、李德等人拒绝采纳这些正确建议,一味要求中央红军避战西进,丧失了可能在湘南一举歼灭军一部的有利战机。

  为了迅速渡江摆脱危局,中央红军主力昼夜兼程向湘江急进。11月27日、28日,红1、红3军团各一部抢在军之前赶到湘江边并成功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脚山铺一线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等地区,迟滞追击的军。

  此时,纵队已进至文市、桂岩一带,距离红军控制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完全可以迅速渡过湘江。但是,博古、李德采取的是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甬道式的行军队形,纵队行军速度极为缓慢。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用了4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这不仅丧失了有利的渡河时机,而且使负责掩护渡江的红军各部队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致使各路红军都陷入了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险境,战况惨烈,牺牲惨重。

  11月28日凌晨,军从兴安、全州两处南北对进,向红军先头部队发起猛攻,企图封闭渡口;敌航空队则将红军架设的浮桥全部炸断,并向正往江边运动的红军部队狂轰滥炸,双方展开激烈交战。

  11月30日,坚守界首以南高地的红10团,一天之内牺牲了两任团长;向江边运动的部队,在敌机猛烈轰炸下成片倒下。同一天,红军滞留于江东的部队和机关人员与掩护部队失去联系,各自为战,伤亡惨重。

  12月1日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当天凌晨,中共中央在两个小时内连续发出两份急电,命令确保西进之路在我手中,全力阻击进攻之敌。电报强调指出: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军展开了激烈搏杀。由于夜间修复的浮桥再次被炸断,未渡江的红军被迫涉水而过,追至江边的敌军则向江中猛烈扫射,红军官兵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水。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渡过湘江,并于12月3日进入西延地区休整。

  在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渡过湘江后,军完全封锁了渡口,担负后卫的红34师和红18团及大批失散人员被截于江东,大部战死。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整师整团的遭受损失。红34师政治委员程翠林作战中英勇牺牲,师长陈树湘率部队突围时重伤被俘,誓死不当俘虏,从腹部伤口中掏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红军将士英勇的献身精神,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悲歌。

  湘江战役,红军粉碎了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的企图,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一严重失利,是“左”倾领导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错误路线的失败。

  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包括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记者近日沿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从四川荥经县赶往夹金山途中意外获知,在翻越雪山前一周内,红军就已经历了两处极为艰难但鲜为人知的行军考验。

  今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建政村与新建乡和平村之间的泡桐岗,是南北走向二郎山山系最南端、大野牛山东侧的一个弧形构造山岭,标高只有2301米,上下各约三四十华里,前山的原生竹林密不透风,后山断崖深切、水急林茂、淤泥没脚,至今连当地人也极少进山,称之为苦竹山。

  相比中央红军翻越的53个名山大川,泡桐岗高度、险度都不算突出,但就是这个在一般地图上都没有标示的不知名山岗,多次出现在众多老红军的回忆录里。原国防部长张爱萍曾在回忆录里写到:“泡桐岗是红军长征中最难走的路……”

  实际上,泡桐岗就根本没有路。雅安市委党史办原主任廖成志介绍说,泡桐岗原是一片无人类痕迹的原始老林,1935年6月5日至6日,红军为避开川军堵截,从荥经县水子地出发,经泡桐岗向东北方向的天全县前进,时值大雨滂沱,瘴气弥漫,红一方面军翻越泡桐岗时,完全是靠自己开辟道路,压倒长的竹子,然后踩着竹子通过齐腰深的泥淖,有数百人走着走着便不见了踪迹,三分之二的驮畜,倒在泥浆中或悬崖下再没有起来。

  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均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差,烂泥太深,攀葛附藤,举足不敢进,骏马走骡死伤在十匹以上。”就是在这样无路可走的阴森泥泞中,红三军团十三团的工兵连走在最前面劈山开路,时任团政委张爱萍带头挥刀探路。

  当满身污泥的红军翻过泡桐岗“下山寻到人烟之地,居民非常惊异。他们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我们是从这高峰上过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到祖宗传说,山上有条什么小径可通,可是近百年来,谁也不曾通过。在他们看来,我们仿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见陈云化名施平发表在《共产国际》上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过荥经县不久,记者来到四川省宝兴县蜂桶寨乡,见证了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前的又一处行军难关。

  1935年6月9日,红军先遣队前卫四团由二师师长陈光率领,沿东河向盐井方向前进,6月10日抵达崔店子。从这里过河必须通过悬崖绝壁上一段近2公里长的栈道。这些栈道是在半山腰凿洞支木,铺板而成。崔店子至黄店子之间最长一段栈道叫长偏桥,黄店子至锅巴岩间的栈道叫短偏桥。而这样的栈道与原有的一道独木桥,都被当地土豪恶霸破坏了。

  廖成志告诉记者,为了迅速开辟主力部队前进的道路,红军先遣队先攀着荆棘蔓藤爬过悬崖来到黄店子,但又遇到如墙壁一样光秃秃的峭壁,红军战士解下绑腿,将绑腿和被单撕成的布条合扭成一根长长的布绳,一头系上木钩、石块,一次又一次投向对岸,终于钩住树桩,牵起一道用布绳做成的“索道”过河。过河之后,战士们又抓紧修复被拆毁的短偏桥。第二日,先遣队大部分人继续向前行军,其余返回蜂桶寨,发动当地群众帮助修复过河桥和长偏桥。在红军和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修复好的栈道比原来更牢固,部队和战马都可通过。这段艰苦的行程,红军主力部队用了七天七夜才过完。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时,盛赞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它也是遵义会议进入决策核心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行动。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蒋介石调集了湘军、川军、滇军和嫡系中央军部队约40万兵力进行围追堵截,而红军只有3万多人,双方在兵力、装备上对比悬殊。可以说,红军又到了存亡关头。

  为摆脱危局,打破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最初准备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此,1935年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尾追的军川军发生激战。由于战前敌情侦察有误,战斗陷入僵局,敌人援军又蜂拥而来,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当机立断,果断提出放弃原定渡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向西渡赤水河实施机动,由此便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从28日当晚至次日凌晨,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军外,主力部队轻装一渡赤水。这一行动,显示了善于从不利战局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的指挥艺术。

  鉴于敌人已经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

  2月9日,红军在滇北扎西地区集结并进行了整编。此时,由于军各路纷纷向川、滇边境地区急进,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抓住战机,指挥红军杀了个回马枪,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直指黔北。

  2月24日,遵义战役序幕拉开。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5天内,红军击溃和歼灭军两个师又8个团,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红军再占遵义,让蒋介石感到奇耻大辱。他急飞重庆坐镇指挥,采取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敌变我变。决定将计就计,指挥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战,引诱更多军前来围攻。当各路军云集而来时,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西进川南。为在运动中调动敌人,红军故意在白天渡河,并大张旗鼓地行军。

  军听从“调动”,调整部署再次扑向川南。鉴于调动敌人的目的已经达成,决定乘敌新的合围将成未成之际,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以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诱敌西进,而线日,以隐蔽、迅速的动作,从各路敌人间隙中穿过,四渡赤水。

  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使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攻占遵义,于是急飞贵阳督战。而红军却乘虚一路向南急进,顺利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下慌了神,急调滇军入黔“救驾”。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迅速挺进云南。

  1935年4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境内后,大造进攻昆明声势。为保昆明,军被迫调整部署,从滇北和金沙江紧急抽调兵力回防。岂料,红军攻昆明是假,渡长江北上是真,用的还是声东击西之计。

  “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乘敌金沙江南岸防御薄弱之机,立刻指挥红军兵分三路,以强行军昼夜急进,全军顺利抢渡金沙江,摆脱了40万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一次军事行动,是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为实现北进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胜利,雄辩地证明了以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符合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战役期间,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再到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进一步确立了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与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依托根据地指挥作战不同,四渡赤水作战,是在失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又经常面对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军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突出的特点是发挥红军徒步快速机动的能力,“走”“打”结合:以“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以“打”挫败敌人,为“走”创造条件。在“走”“打”的同时,又辅之以“变”和“诈”,即敌变我变,兵不厌诈。在的指挥下,红军化被动为主动,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在数十万敌人之间飘忽往来,主动创造和寻找战机,有效歼灭敌人,从而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四渡赤水,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真实写照,也因此被本人认为是他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新华社8月18日发出长征专稿,其中写到:“在关于红军长征的众多故事当中,有一个红军战士用茅台酒洗脚的故事流传甚广,以至于成为茅台酒的神秘传闻。那么,红军战士究竟有没有用茅台酒洗过脚呢?”新华社这篇报道最后表述,“从这些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红军战士的确用了茅台酒,而且主要是用来擦(搓)脚疗伤、泡脚治病、舒筋活血、解除疲劳的。”从红军将领的回忆录和笔者走访的笔记里,可以梳理出当年红军部队过茅台镇的真实状况,说说红军与茅台酒前后交织的一些故事。

  1935年3月16日,红军大部开始向贵州茅台镇转移。“未进茅台镇,先闻美酒香。”这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军事教员熊伯涛在回忆录中描写的红军快进茅台镇时的迫切心情。在未进茅台镇前,一军团在鲁班场打了一仗,未克,继而转向茅台。熊伯涛所在的部队受命担任对仁怀及茅台两条大路的警戒任务。

  熊伯涛回忆,红军绝大多数出身穷苦,都是第一次听说茅台酒,非常好奇。黄昏时天下起了大雨,官兵们打起了火把、按亮了手电,“仍然免不了在上山下岭的泥滑路中跌跤。糟糕!跌倒了!哎哟!同志!不要紧,明天拿前面的茅台酒来滋补一下!同志们这样互相安慰着。” (熊伯涛文《茅台酒》,发表于1936年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编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各部队到达茅台镇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以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全文如下:

  “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的茅台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金奖,为人民争了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这一布告的内容强调了茅台酒是民族工业,是、红军的保护对象,可以说对当时的主要茅台酒厂免遭战火破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说当时在一些大的酒厂门口都贴上“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上级规定任何人不准擅入,对茅台酒只能善价而沽。

  茅台镇的一些大茅台酒厂得到了红军的及时保护。红军中的著名作家成仿吾的一段回忆就是佐证。他回忆说:“茅台镇是茅台名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与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往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与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茅台镇虽然盛产茅台酒,但在当时的贵州仁怀,并非所有的老百姓家都有茅台美酒,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富户和酒老板家。罗元发回忆,红军对已跑走土豪留下的茅台酒,根据情况采取没收和购买两种办法,有时还分发给当地的穷苦百姓。

  红军工兵连就住在靠河的茅台酒厂旁边。时任连长的王耀南在《坎坷的路》中回忆:当时他们用竹筒灌满酒扛回来,以备擦擦腿脚、驱赶疲劳。得知后说:“茅台是出名酒的地方,不过都擦脚太可惜了。”

  那时发表的众多长征回忆录,随手翻翻便可见到红军官兵亲历有关茅台酒的回忆。茅台酒的美味,给当时路过茅台镇的他们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印象。

  长征时任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队长的肖劲光回忆:“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酒桶。我们品尝了这种名酒,芬香甘甜,沁人心肺,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杨成武时任红一军团四团政委,曾率部攻打遵义西鲁班场守敌,移驻茅台镇。他在晚年回忆说:“茅台镇凡大户人家,均藏有茅台酒,坛坛罐罐,酒香扑鼻。红军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过足酒瘾。即便不会喝酒,也装上一壶,洗脚活血,舒舒筋骨。”(杨成武著《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耿飙也有相同的回忆:“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们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便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回忆录》,中华书局)

  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成仿吾在回忆录中写道:“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有的还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陈酒。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成仿吾著《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笔者十多年前采访过的长征中经过茅台镇的陈士榘、张爱萍、罗元发、李作鹏、王中王论坛www74123com!苏静等数十位开国将军中,起码有十多名开国将军有品尝茅台酒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红军士兵用茅台酒的情况。

  实际上当时在红军队伍中,用茅台酒泡脚活血的人员,估计远远比喝茅台酒的人员多。因为这是消除疲劳、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需要。

  长征中,李作鹏在机要科当参谋。他回忆说,红一、三军团占领了贵州的茅台镇。在那里茅台酒是一大缸、一大缸摆着很多,那个酒比现在的香,我们不但喝了起来,还用水壶灌满了,带在路上喝,有的甚至拿茅台酒来擦脚活血。(李作鹏,1995年7月8日、9日、11日太原采访笔记)

  2001年11月下旬,张爱萍将军收到全国政协委员俞权喻的一封信,希望对红军战士在长征中用茅台酒洗脚的传闻加以“澄清”。11月28日张爱萍非常认真地回了一封信。笔者研读再三,实在没有看出老将军在信中“澄清”的内容,而是用较长的篇幅重点介绍了红军为什么要在行军中用酒搓脚的常识。现抄录如下:

  “应你信中要求,在此介绍我曾经历的有关情况。在红军长征中,为缓解长途行军的疲劳,上级规定,只要条件许可,每到宿营地,我军指战员都要烧热水泡脚,然后用烧酒搓脚板。各级领导对此都很重视。营、连领导还要亲自进行检查。当我们红军部队经过茅台镇时,每个连队的炊事班,都用伙食挑子担上茅台酒,以备晚上宿营时供战士搓脚用。”

  本版作者吴东峰:广州市原文联副主席。著有《开国将军轶事》《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开国战将》《麾下的将星》等作品。

  以行军艰难著称的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究竟艰在哪里、难在何处?记者近日走进红军长征时走过的部分雪山草地,感知当年红军克服人类体能和生存极限的英雄壮举。

  根据四川省省委党史研究室整理的史料,中央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昌德山、打鼓山5座海拔4100米以上的雪山,加上红四、红二方面军,红军长征期间在四川翻越的4000米以上的雪山多达67座。

  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以后红四方面军又两过此山。夹金山主峰海拔4260米,山顶终年积雪,天气变化无常。当地有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畜不敢攀,要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尽管81年后的夹金山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皑皑积雪已经少见,但驱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特别是站到山顶王母寨垭口回望山下,盘旋曲折的山路依然令人感叹:当年衣衫单薄、草鞋履地、靠辣椒水御寒的红军,身上蕴含的是股什么样的精气神!

  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了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

  1935年6月12日至18日,中央红军分批陆续翻越夹金山,在四川省小金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度过了雪山的艰险,还有被称作陆地“死亡之海”的草地在前方考验着红军。红军走过的川西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每年5月至9月正值雨季,草地沼泽泥潭无路可行。

  1935年8月、9月,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先后三次过草地。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原腹地,196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红原县。穿行在红原县瓦切镇的日干乔国家湿地公园,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贺建军告诉记者,红军过草地主要体现在“四难”:

  一是行路难。草甸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堪称“魔毯”。沼泽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如果被这些泥浆泡过,就会红肿溃烂。一旦下雨,脚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会掉进泥沼。

  二是食物缺。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走了一半或不到一半。接下来的路程红军就得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腹泻,重则中毒致死。

  三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穿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有老红军回忆说,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

  四是宿营难。草地到处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在草地里露宿往往要两人或几人背靠背,才能增大面积避免陷下去。多位老红军回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气候寒冷,高海拔缺氧,次晨就会发现一些战友已经停止了呼吸,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背休息的战友也牺牲了。

  中共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校长、全国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承先说:“在这种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里,红军将士不但要经受严寒、饥饿、高山反应等极限身体考验,还要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指战员官兵平等、团结友爱、舍己救人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他们能够胜利翻越雪山、走出草地,证明了这是一支不同于任何旧军队的,真正‘支部建在连上’、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人民军队。”

  一提起长征,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二万五千里”,它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深深地印烙在人们的脑海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万五千里”成为了红军长征的代名词。

  那么,“二万五千里”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里程不是在地图上测量出来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数据,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的行程。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当天,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在日记里写道,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

  从萧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是“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得出的。但是,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当时的大部分汇总材料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现在所能查到的关于红军长征行程的记录,主要来自中央红军红1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及亲历长征的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长征日记。尽管这些材料是片段的,统计也不完全,但根据红1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就可以确定:红1军团直属队至少走了1.8万里。

  一是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些都需要走路。比如,萧锋在1934年11月11日写道:“师政谭主任布置在白石渡镇休整几天,要求扩红三百名。我担负扩红和筹款工作,到各连去了解情况,走了六十五里。”筹款、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经常性工作,萧锋仅此一次就走了65里,可想而知,这样的行程在整个长征中有多少呢?

  二是在长征中,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陈伯钧在1934年12月8日写道:“第38团‘行军方向搞错,以致迷失路途’。”可见,长征中因常走错路而多走的行程,应当也不少。以上诸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红军长征的行程。

  长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个“最多的”又是指哪些部队呢?目前现存史料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但经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走的最多的应是担负侦察、作战、掩护、迂回、穿插等任务最多的基层作战部队。比如,从平查所到八嫖,红3团走了315里,红1军团直属队走了145里,相差一倍多。

  可见,这些基层作战部队的行程,要多于领率机关和直属队,这也符合部队行军作战的常理。鉴于此,《红军第一军团在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中特别注明:“此表系依军团直属队为准的,如各师另有行军作战等,均不在内,但各师行军作战等时间,均比军团直属队为多”。

  红军的长征是在紧张的作战环境中进行的,但走什么样的具体路线,因当面敌情和任务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即使相同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各部队的途经地点也是千差万别。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重走长征路的人,在大的行军路线上或许能与当年红军基本一致,但却难以到达红军各部队经过的每一个具体地点。而且,80年来,道路也已发生诸多变化,二者已不可能再完全走同一条路。因此,重走长征路的人,用自己所走的里程来计算、验证“二万五千里”,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王建强蔡琳琳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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